上篇：雄關漫道真如鐵
七、血薦軒轅
1928年7月1日，郭沫若寫下了一首詩《我想起了陳涉吳廣》:
中國有四萬萬的人口，
農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三億二千萬以上的農民，
他們的生活如今怎樣?
朋友，我們現在請先說北方;
北方的農民實在是可憐萬狀!
他們饑不得食，寒不得衣，
有時候整村整落的逃荒。
他們的住居是些敗瓦頹墻，
他們的兒女就和豬狗一樣;
他們吃的呢是草根和樹皮，
他們穿的呢是襤褸的衣裳。
南方呢?南方雖然是人意差強，
但是農村的凋敝觸目神傷。
長江以南的省區我幾乎走遍，
每個村落里，尋不出十年新造的民房!
農民生活為甚么慘到了這般模樣?
朋友喲，這是我們中國出了無數的始皇!
還有那外來的帝國主義的壓迫
比秦時的匈奴還要有五百萬倍的囂張!
……
這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真實寫照，而在30年代，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那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人民生活陷于艱難困苦之中，而倭寇的軍刀將中華民族割得遍體鱗傷，人民苦難與民族危機交織在一些，中國人民將怎樣在生死存亡的沉痛時代活下去并求取民族的勝利呢?
(一)“我們的”蘇維埃政權
當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在世界范圍內滌蕩時，中國也處于風雨飄搖的狀態之中。此時的中國人口4.2億，農業人口占85%，面對普遍貧困的農村，國民政府束手無策，除了進行一些農業實驗外，并沒有積極的措施來改善農民的處境。天災人禍讓大量農民背井離鄉，或淪落為乞丐，或成為流民和土匪。
中國共產黨人這時正在進行著推動社會變革的努力。在此前，38歲的毛澤東在指揮戰斗之余，完成了《興國調查》，他發現在中國的農民中蘊藏著一股巨大的能量，他相信“革命”兩個字就能獲得80%以上人民的擁護。
中國共產黨開始著手幫助農民們得到千百年來他們一直想得到而沒得到的東西，使之從貧窮、困苦中擺脫出來，并以此完成對中國底層社會的改造，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這一實踐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蘇區的土地政策幾經變化，后來基本的政策是依靠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礎上，實現抽多補少、抽肥補瘦。
中國共產黨希望通過發動農民自己來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土地關系，親手從豪紳地主階級手里奪取土地。這對于當時千百萬農民來說是極富震撼力的，他們聽不懂抽象的理論，但他們知道“打土豪、分田地”的意義。事實上，農民有了田之后，生活的確變化很大。
但此時，中央蘇區被嚴密封鎖著，外界一般不太知道蘇區的具體情形，但蘇區的變化還是時有傳出，有時甚至引起國外媒體的注意。1933年10月14日的日本《每日新聞》就曾轉述了這樣的文章:“中國蘇維埃區域人民的生活條件，比紅色勢力沒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
中國老百姓是最善良而知恩圖報的人群，一切的善意和德政都能得到最大的回報。在那個戰事頻繁的年代，蘇區的老百姓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的子弟送上了戰場。對于“蘇維埃政府”這個拗口的外來詞匯，他們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原意，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這個詞語，他們將“蘇維埃政府”稱為“埃政府”，這個“埃”在客家話中正是“我”的意思,“埃政府”也就是“我們的政府”。其中的赤誠可見一斑。
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是這個時期的一大亮點，鄉村建設運動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試圖改變中國農村面貌的一次實驗，但是因為時局動蕩，沒有繼續下去。中國共產黨依靠土地革命較好地解決了土地問題，贏得了人民的支持。雖然幾經變遷，情形殊異，但即使到了今天，新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沒有放棄對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關注及探索。
對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農民來說，這是對于自己原有生存狀態的一次重大抗爭，一次對貧困與絕望的戰爭，他們中的很多人學會了一些字，甚至還知道了“民主”這個與當時大多數中國人無關的詞。這種變化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二)長征:逼出來的戰爭奇跡
1933年9月，中國南方戰云密布。
在連續4次被打得“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之后，蔣介石傾其所有發動第五次“圍剿”。50萬的厚重兵力可以使他按照最穩妥的方式推進，他任用了前德國軍隊總司令賽克特將軍。賽克特和蔣介石的將領們一起拿出了一個新的作戰方式——“堡壘政策”，用密集的堡壘壓縮中央蘇區的生存空間，步步為營。
他們哪里知道，此時與他們對壘的已不是朱毛了，而是另一位德國人——李德。種種機緣使這位德國人輕易地獲取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指揮權。這位畢業于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軍事顧問，其作戰思維還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塹壕戰的階段。此時已占據領導中心的博古將紅軍的指揮權交給了他。
李德初來乍到，對中國的國情、紅軍的軍情和根據地的民情極為陌生，他拿出的應敵方略竟是“以碉堡對碉堡”,“拒敵于國門之外”。
而當時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政變，成立政府，并與紅軍商談合作事宜，本來雙方已形成一個抗日反蔣的共識，這本來是一個將第五次“圍剿”化于無形，或是打亂敵軍部署的良機，卻因為博古的一句“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而坐視第十九軍被擊垮，眼睜睜看著蔣介石從容調動部隊，四面合圍。
此時，雖然紅軍已經在發展壯大，但5萬平方公里的根據地內沒有什么工業體系，蘇區的經濟基礎主要還是農業，以一隅敵全國，哪里到了一戰就可以決定勝負的階段?而且以蘇區薄弱的生產能力，又如何供養百萬紅軍?
正確的戰略戰術應該是朱毛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可惜剛愎自用的李德對滋生于中國大地的作戰方式不屑一顧，甚至認為朱毛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此時的普通紅軍官兵情緒還是非常激昂的，因為第五次反“圍剿”是紅軍實力最壯大、準備最充分的一次。然而，事實是殘酷的。放棄了在運動中殲敵的紅軍，等于放棄了贛南、閩西絕好的地形掩護，用自己處于劣勢的裝備硬抗敵人的飛機大炮。原本敵軍百尋而不得的紅軍主力，如今明明白白地暴露于重型火力之下挨炸。紅軍官兵不可謂不英勇，與敵同歸于盡的壯舉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但是紅軍仍然一再失敗，防線步步緊縮。看著在無數戰斗中錘煉出來的優秀指戰員一個個倒下，手無兵權的朱德只能在一旁干著急，卻無法干涉指揮。
血戰18天，廣昌失守。
中央蘇區已是守無可守，紅軍必須突出重圍，放棄中央蘇區，開創新的根據地。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萬里長征開始了。
剛開始的時候，長征看起來更像一次大搬家，原本因為出敵不意而形成的良好態勢在緩慢的行軍過程中一點一滴地失去，使蔣介石得以從容在湘江設下第四道封鎖線。湘江之戰打響了，紅五軍團作為全軍后衛，大部陣亡，但就在敵軍認為焦黑的陣地上不會再有生命存在的時候，往往一串串子彈又打了出來，他們一直堅守到全軍撤離。
自紅軍建軍以來，前所未有的慘烈令各級領導人心痛不已，原本心高氣傲的博古親眼看到了將士拼死血戰的悲壯場面，不禁為之慘然，他曾一度拿著手槍對著自己，被一旁的聶榮臻喝止。此時的軍中將士心中都升起了對他和李德等人的懷疑，差點被留在中央蘇區打游擊的毛澤東被嚴酷的現實送回了指揮崗位。
1935年1月15日，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周恩來肯定了毛澤東的發言。會議決定:1.選毛澤東為常委;2.洛甫起草決議，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討論;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4.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
兩個多月后，形成了新的三人小組: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
毛澤東很清楚紅軍并沒有脫離險境，此時絕不能消極等待，他必須讓紅軍再次成為一支讓敵人捉摸不透的部隊。中國整個西南到西北都成了毛澤東和紅軍施展才能的舞臺。毛澤東充分發揮他的指揮才能，不僅指揮紅軍，甚至指揮敵軍。紅軍恢復了往日的靈動和敏捷，矯如游龍，左沖右突之下，每一步行動都出乎蔣介石意料之外，各方“諸侯”又各有打算，搞得看似嚴密的“天羅地網”破綻無數。
紅軍，這支被困的雄師一次次脫圍而出，扼住了命運的咽喉。帶甲百萬的軍隊擋不住，號稱“神仙”難渡的大雪山也擋不住紅軍北進的步伐，充斥饑餓和死亡的草地對于這支百戰鐵軍也同樣俯首稱臣。
1935 年10月，紅軍翻越六盤山，新的天地就在前方。經過長征、中國共產黨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紅軍更是大幅減少。這是一次壯闊的遠征，他們由東而西，由南而北走過了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他們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他們最深入地了解了中國，也使中國最貧困的人民了解了他們。雖然幸存者很少，但能在這種極端困苦的環境下生存并戰斗的人，個個都是勇者和精英，他們對于即將到來的災難而言，更是彌足珍貴。
身經百戰卻豪情不減的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知道前方有新的艱難，而這艱難將是全民族共同的危機。
（三） 九一八，回響至今的警笛
1931年，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邀請英國駐華武官藍博森到前門中和戲院看梅蘭芳的《宇宙鋒》。藍博森有些不高興，因為看到一半，張學良就走了。這一天是9月18日。無數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命運都隨之改變。日軍炮轟北大營，隨后向中國軍隊全面進攻。
當時，東三省的日軍和東北軍的兵力對比為1:6，而且日本并沒有做好全面侵華的準備。但中國軍隊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當日軍攻擊北大營的時候，上級的命令是將武器放入武器庫。當前方將士問如果日軍要命怎么辦?得到的回答是:要命就給他，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日軍涌進北大營，開槍屠殺東北軍官兵的時候，不愿束手待斃的軍人撤退了。
9月19日凌晨，日軍一個聯隊進攻奉天。擁有防御體系的6000 余名軍警除少數人抵抗外，大部都不事抵抗，被日軍輕輕松松由門而入，再輕輕松松繳了械，所有軍事目標和要害部位都被日軍兵不血刃地占領。其迅捷根本不像兩國交鋒，純粹就是換防，日軍深為驚訝。這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觀，也是中國軍人應該永遠記住的恥辱。
9月19日，當太陽再次照耀奉天城(沈陽)的時候，從夢中醒來的人們突然發現青天白日旗變成了日本“膏藥”旗，中國軍隊卻不見蹤影。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成為日軍侵略中國乃至亞洲各國的戰略物資供應站，中國人民的血汗將在14年里滋養著侵略者的戰爭機器。
僅僅4個月，日本吞下了3倍于其國土的中國領土。20余萬東北將士一槍不發，只能無奈地望著白山黑水漸漸遠去，家鄉父老和三千里大好河山拱手送與日軍。有的人永遠沒有再回過東北，包括張學良。
也有人回到了東北，11月，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日軍護送下到達東北，他將在十幾年的時光里充任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9月18日這一天，蔣介石高高興興地坐上“永綏號”軍艦，赴江西督戰。此前，他曾與張學良在石家莊密談，據說當時蔣即下達不抵抗的命令。在他的心中，關外的事情哪里比得上“剿匪”重要。
9月20日，國民政府發布《告全國人民書》，定“九一八”為國恥日，并決定于9月23日下半旗哀悼奉天。不過，此時的江西仍然戰云密布，蔣介石絲毫沒有回師收復失地的打算。
10月10日，剛從江西“剿共”前線回來的蔣介石，面對群情激奮的愛國學生，許諾說:“3天之內出兵，不出兵收復失地，殺我蔣某的頭，以謝國人。”
3 天之后，蔣介石未動一兵一卒，他在公開演講中說:“我國民此刻必須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
可惜國際公理對于侵略者的制裁手段虛弱得很，國際聯盟雖然要求日本必須從東北撤軍，但日本置之不理。國民政府束手無策，一味退讓妥協。
此時，在江西瑞金發出了抗日的怒吼。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要求日軍海陸空三軍立即自中國領土撤出。此后1個月內，中共連續發表四次宣言、決議和告人民書。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反對日本的侵略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發布《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宣布蘇維埃政府對日宣戰，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大眾，一致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爭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
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不僅僅是口頭的宣戰。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中共滿洲省委發動組織民眾，創建游擊隊，開辟游擊區，以武裝斗爭反抗日本侵略者。
從1931年底開始，中國共產黨陸續向東北派出許多干部，加人到當地的抗日武裝中，并組建了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長達14年的艱苦抗戰。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等共產黨人血沃中華。
深沉激越的抗戰之歌就以東北大地為背景，在整個中國唱響。
國民政府的國防力量還在用于一次次地圍剿根據地。1934年，紅軍被迫長征。
此時，得寸進尺的日軍早已滲透到了華北，1935年，他們唆使漢奸殷汝耕自治，聲稱河北東部22個縣脫離中國政府。
12月8日，國民政府向日本妥協。
嚴重的局勢和國民黨的步步退讓使青年學生認識到，以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書桌。一二·九運動爆發。當一系列愛國要求被拒絕之后，12月9日，北平學生上街游行，學生運動迅速席卷全中國，激起全國民眾的熱烈反響。
1935年的中國最流行的歌曲是《義勇軍進行曲》，整個中國的主旋律正是“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14年后，這首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成為在和平年代的中國不絕回響的歷史之音。
(四)在戰火中瓦解，也在戰火中團結
1936年4月，一位美籍記者訪問97歲的馬相伯老先生，馬相伯認為只有聯合全國力量才能避免亡國，至于這個全國力量是否包含共產黨，馬相伯的回答是:“共產分子就不許救國嗎?”
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破裂的。”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日益擴大，國民黨內部也產生了變化。中央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對美國記者哈利特·阿本德說:“是抗戰的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即使戰敗也算是有所作為。戰敗也勝過不戰而放棄一切。”
此時，身處西北的張學良不斷向蔣介石請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苦勸之下，毫無結果。12月7日，張學良再作“哭諫”，聲淚俱下，得到的回答是:“你現在就是用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
苦諫、哭諫都不行，身負國仇家恨、代蔣受過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只好實行兵諫，于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呼吁釋放蔣介石，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世界聯合起來反法西斯的時代大潮中，國共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共赴國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終于讓蔣介石握緊了拳頭，他對全中國說:
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戰端既開之后，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那時候便只有拼卻民族的生命，求我國最后的勝利……
今日的北平若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血灑山河、血肉長城的八年抗戰開始了。
(五) 留得清漳吐血花——敵后抗日戰場
1937年9月6日，陜西省涇陽縣石橋鎮大雨傾盆，由紅軍一部改編的一二九師在雨中誓師抗日。劉伯承師長一聲令下，萬余官兵換上了國民黨軍帽，全師宣誓:為了民族解放，為了國家富強，為了同胞幸福，為了子孫后代，我們一定要抗戰到底，把侵略者趕出去!
這一幕在各處紅軍駐地紛紛出現。隨后，從河南到山西，逃難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當所有的部隊都向西、向南撤的時候，有一支軍隊卻背著簡陋的武器向東疾行，他們的臂章上寫著“八路”。人們對這支軍隊沒有多大的信心，因為這支隊伍中許多人沒有槍，有拿刺刀的，有提鬼頭刀的，還有等著拾起陣亡戰友的槍繼續進攻的。然而就是這支軍隊在數日之后，名震華夏。
1937年9月24日深夜，山西平型關附近大雨如注，在沒有莊稼的田野里，埋伏著剛剛改編完畢的八路軍一一五師官兵，他們還穿著單衣。他們的目標是被稱為“鋼軍”的板垣師團，戰斗打響了，這次日軍遇到了一支與奉天不戰而退的東北軍完全不同的軍隊。沒有子彈就用刺刀;刺刀彎了，就用槍托;槍托斷了，就用石塊砸碎日本兵的腦袋。排長犧牲了，班長頂上;班長犧牲了，老戰士接著頂上。打到最后，只要站得起來的照樣沖鋒。
平型關大捷殲敵1000多人，使全國民心士氣為之一振。很快，“八路”這個名詞在中國人中掀起了一陣歡呼。這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武裝第一次亮相，600名官兵戰死沙場。此后，這支部隊的鮮血流淌了8年。
隨著日軍日益向中國內地侵襲，由于日軍兵力有限，無力占據全部地區，只能占據一些交通要點。在侵略者的后方留下了一大片空白，那里有不甘做奴隸的人民，也有被打散了的中國軍隊，還有無數試圖奮起殺敵的慷慨悲歌之士，此時，只要有人來領導他們，頃刻即為雄師。鐵蹄下呻吟的人民期待著拯救他們的英雄。
英雄來了，雖然衣衫襤褸，武器簡陋，但他們敢于刺刀見紅，與敵血戰。于是在一年之內，這個被稱為“八路”的軍隊發展到15.6萬人，由游擊隊改編而來的“新四軍”發展到了2.5萬人，他們創建了十幾塊抗日根據地，遍布華北、華南，總人口超過5000萬。
就在八路軍和新四軍向敵后發展的時候，在延安，宛如鄉村教師般的毛澤東心懷世界大勢，縱覽中國近現代史，發表《論持久戰》，他認為中日之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進行的決死之戰。一方面，敵強我弱，只能打持久戰;另一方面，敵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公道自在國際人心。最后的勝利必然屬于中國。他對抗日戰爭的進程作出了預測，即抗戰將分成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其中、以戰略相持階段最為艱難，但只要堅持下來，中國必勝。
這是一個極富預見性的判斷。這一判斷指導著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敵后作戰方式，游擊戰的妙用被中國軍人發揮到了極至，甚至成為了一種戰略。雖然在當時許多人對這一作戰方式表示懷疑和嘲笑，但在30多年后，這一戰略使一個弱國再次拖垮了一個軍事強國。
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在對敵作戰中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人們充分利用了生于斯長于斯的山山水水，平原挖地道，水澤藏小船，山區奔勁旅，地雷戰、麻雀戰、武工隊，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這些憨厚得好像大山一樣的沉默的中國人成為日本強盜眼中最可怕的敵人。
面對無所不用其極的日軍，八路軍和新四軍帶領根據地的人民表現出了驚人的勇氣和生命力。彭德懷的戰略方案則是名震中外的百團大戰。3個半月，斃傷日偽軍4.4萬人，正太路全線癱瘓。在東北，抗日聯軍從九一八事變后到抗日戰爭結束，從來沒有停止過戰斗，楊靖宇、趙一曼等都是中國血性所在。
因為恐懼，所以兇殘。日本軍隊把他們的獸性發揮到了極至，殺光、燒光、搶光一切，囚籠戰術，鐵壁合圍，清鄉掃蕩，一一出手，大開殺戒。他們甚至在中國制造千里無人區，只是為了隔絕中原的義師向東北滲透。
為了對付敵人的頻繁進攻，八路軍和新四軍開始打到外線，1943年初羅榮桓創造了一個翻邊戰術，在日軍進攻的時候，他率部跳到外線，一舉攻克敵重鎮，盡取敵軍物資。日軍驚嘆道:在山東，再也沒有保險的地方了。最多時，八路軍和新四軍牽制敵軍達60%以上。
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毛澤東號召人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他在自己的窯洞不遠處開了一塊責任田，朱德不僅種菜，還紡紗。在南泥灣，三五九旅造出了一個好江南。靠自己動手，各根據地種地紡織，使后勤供給的壓力得到了極大緩解。此時延安的政治生活也很特別，邊區政府開始按照“三三制”進行民主選舉。因為共產黨員人數超過了三分之一，于是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當即退出選舉，由黨外人士替補。
然而，我們需要肯定的是，當中國共產黨在敵后進行水銀瀉地般的攻擊時，在正面戰場，國民黨的大軍也在浴血奮戰。
（六）我以我血薦軒轅——正面抗日戰場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發動的平津之戰讓整個中國沸騰，群情激憤，甚至李宗仁、白崇禧、劉湘、西北二馬、龍云等互相之間矛盾重重的地方實力派也紛紛通電全國，停止內部紛爭，請纓抗戰，全面抗戰已成定局。
1937年8月8日，蔣介石發表《再告抗戰全軍將士書》，他要求中國所有軍人:犧牲到底的決心，最后勝利之自信，運用智能機動應付，軍民團結親愛精誠，堅守陣地有進無退。
此時的中國軍人終于在民國成立26年后，攥成了一只重拳。而這重拳出擊的第一戰，是上海。淞滬會戰爆發，裝備低劣的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3個月，以3:1的代價使敵人傷亡近10萬，雖然最后戰敗，卻既打破了日軍“三月滅亡中國”的狂言，也使大量工業設施得到了內遷的時間。
然而，抗戰期間，最令國人痛心的一幕發生了:從杭州灣登陸，逼退中國軍隊的日本軍隊北上攻擊南京，在1937年終，太陽旗的南京變成了地獄，日本軍隊成了地獄的惡魔，作為人的所有羞恥心都已被內心的獸欲泯滅。日本《朝日新聞》得意洋洋地刊登了殺人魔王們殺人的比賽，開所謂“文明”國家之先河。多年之后曾因良心發現到中國懺悔的日本兵東史郎在他公開出版的日記中承認，很難找出不犯下強奸罪行的日本兵。日軍燒殺奸淫的行徑讓他們的盟友也看不過去，德國駐華使館在發回國的電文中說“它是一臺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30萬條生命如風中飄搖的燭火，黯淡熄滅。南京的慘劇讓中國人民為之震驚，中國軍人的憤怒在臺兒莊爆發出來。
曾經在平津之戰中留下來收容善后的張自忠在這里再一次證明了自己的清白。臺兒莊之戰中，他全力解救軍閥混戰時結下的仇人龐炳勛，令板垣征四郎大驚失色，使最后合圍磯谷師團成為可能。在此后的時間里，他馳騁疆場，以必死之心和不敗戰績證明了自己的清白。人們贈他數百錦旗，黃埔軍校60余名畢業生寧愿降級也要追隨于他。1940年，他在最危險的時候迎敵鋒而進，直到陣亡。日軍感于他的鐵血風范，以軍禮敬葬這位中國將軍。在移葬回重慶的路上，數萬民眾夾道相迎。各地均舉行追悼會。周恩來在悼文中寫道:“……其忠勇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國抗戰軍人之魂!”在李宗仁的指揮下，中國軍隊獲得臺兒莊大捷，殲敵萬余。
經過淞滬、徐州、武漢三次會戰，中國軍隊終于止住了日軍的攻勢，使戰線大體穩定下來。
世界都看到了中國的勇敢。中國軍民牽制了大部分日本軍力，這對于世界反法西斯聯盟來說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1943年底，美、英、中三國在埃及開峰會，在開羅會議的宣言中，明確宣告戰后將東三省、臺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被列強羞辱了百年的中國終于站到了近現代的最高峰，人們將她作為世界四強之一。
1944年，蘇聯紅軍光復所有領土，伴隨著蘇聯紅軍前進的步伐，東歐相繼誕生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
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甚至國民政府派出的中國遠征軍也在緬甸取得輝煌戰果的時候，此時的中國戰場卻顯得很奇怪，國內的國民黨部隊居然被已經大大削弱的日軍一擊潰千里，損兵折將50萬，沒有了抗戰初期的英勇作風。與此相比，敵后戰場的八路軍開始頻頻向日軍進攻，八路軍兩度攻入石家莊，新四軍曾一度打到南京城。為保住后方，日軍不得不專門調回5個師團防備八路軍和新四軍。
蔣介石不得不下令重整旗鼓，好歹穩定了前線情勢。1945年4月，7萬日軍在湖南發動了垂死一擊，被中國軍隊完全擊潰。攻守之勢終于反轉。
1945年8月15日中午，一個低沉的聲音從廣播中傳出，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向民眾講話。隨著“停戰詔書”的宣讀，不時有槍聲在東京響起，日軍軍官紛紛自殺。
這一消息傳到重慶的時候已是晚上了，美國記者的記錄是:“突然，整個城市爆發出一片歡呼聲和爆竹聲。……不到1小時，整個城市就變成了一座巨響和狂歡的火山。”
8年，流不盡的英雄血。羅斯福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丘吉爾說:“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
斯大林說:“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8年來，中國軍隊年平均牽制日本陸軍74%以上，最高達到90%。日軍海外作戰損失的287萬人中，有150萬人傷亡在中國戰場。中國付出的代價是3500多萬軍民的傷亡。
8年來，國民黨堅持正面戰場，先后殲敵90余萬人，陣亡官兵177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對日作戰12.5萬余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余人。八路軍、新四軍陣亡官兵60余萬人。
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做出的巨大犧牲和突出貢獻，使她當之無愧地成為四大國之一。這是中國人民100多年來第一次打贏了反侵略戰爭，也是第一次來到世界舞臺的中心。(文稿校對：見習記者王湘媛)
文章出處：人民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復興之路》
責編：瘦馬 編審：王輝 終審：盧子璋
